李杨:视而不见为“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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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对李杨来说是流到血液里的,就像精神鸦片。
本刊记者|李行  编辑|唐晓园  摄影|SANG

地下300米的矿井中,伴随着阴冷潮湿的是死亡。摄影助理把摄影机拿到一边调试的当口,一堆乱石轰然坍塌在他刚刚站立的地方。42岁的导演李杨安慰大家“没事儿,继续拍”——这是电影《盲井》的拍摄现场。主演之一是当时才17岁的王宝强。
《盲井》让李杨拿到台湾金马奖、柏林银熊奖。但李杨并不出名。他最近一次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在去年7月27日。那天,他在新浪微博上晒出其电影《盲道》的公映许可证。经过与电影审查部门长达一年的沟通和修改,电影终于拿到了“出生证明”,可以在电影院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可以上映,那估计失了味道了,希望看到导演剪辑版。”微博上的粉丝评论道。
粉丝的如此评论与李杨前两部电影的坎坷经历有关。
2003年,李杨处女作《盲井》讲述了一个矿井下谋财害命的故事。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该片力挫张艺谋的《英雄》,收获“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柏林电影节自1951年冷战时期举办第一届开始,始终以艺术的眼光厚待那些没有多少资本、在电影这个工业体系中生存的底层力量。但在15年间,“最高艺术贡献奖”一直空缺,直到2003年,被《盲井》打破。
柏林电影节主席曾评价《盲井》:“这是一部好电影,它立体地展现了中国电影,除了张艺谋、陈凯歌以外,另一个侧面。”然而,当《盲井》带着荣誉回到国内,却因为没有申请拍摄许可而被列为禁片。
李杨却接着又拍了《盲山》,关于拐卖妇女,一个大学生被以新娘的身份卖给了陕西省秦岭某个小乡村的村民。经过漫长的电影局审查后,李杨剪辑了国内、国外两个版本。国内版是这样结尾的:山里被拐来的女人们都上了警察的车准备回自己家,但其中一个又下车了,她舍不得孩子,舍不得那个“家”。国外版本是:前来营救大学生的爸爸与农村的“丈夫”扭打,大学生拿刀砍向了丈夫。
有人认为《盲山》和韩国电影《熔炉》主题类似,都以暴力事件为蓝本,并力图揭开背后的黑幕。不同的是,《熔炉》2011年在韩国上映播出后,票房大卖,并促进国家颁布了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的《熔炉法》。而《盲山》上映后,票房还不到800万元。
“很多女人后来就认命了,她们开始都反抗,后来有了孩子后,不能说习惯成自然,但认命的多。当人变成奴隶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生存。”谈到这些,李杨有些失落。
从2003年到2016年的13年间,算上《盲道》,李杨只拍了三部电影。《盲道》是讲述落魄音乐家与流浪儿童之间彼此救赎的故事。三部关注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电影构成了李杨的“盲”系列三部曲。
李杨是偶然得到这个“盲”字,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中国关于“看不见”的字就两个:“盲”和“瞎”,李杨的解读是视而不见为“盲”。

《盲井》 和《盲山》
演员李易祥保持素食主义已经13个年头了,他的孩子受他影响也不喜欢吃肉。自从吃素以后,他发现自己对食物本来的味道更加敏感,能分辨绿叶食物的细微不同,哪怕仅仅是食物气味的浓淡。这让他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生活的味道,同样,对表演的理解也上了一个境界,“这让我对于细腻感情的表演更加自如,对于那个度拿捏得准。”说这话时,他刚主演完导演吕乐根据作家阎连科小说改编的电影《速求共眠》。
素食主义的决定缘于李易祥出演影片《盲井》之后。当时李杨刚从德国回来,带着拍纪录片积攒的40万美元回国,准备拍摄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
电影拍摄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当时的制片主任卷着钱跑了,大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女主角也接连离开。无奈之下,李杨与留下的几个演员连夜开车从河北到河南选景。河南是副导演鲍振江、演员李易祥的故乡,很快他们在义马找了个煤矿。
井下防护只有一个头盔,每天拍摄十几个小时,随时有生命危险。井下的拍摄条件非常困难。没光线怎么拍?总不能用微弱如烛光的矿灯拍摄,结果只能借助最简陋的光源。在小煤窑里拍摄时,一块面盆大的煤掉下来砸在录音师的背上,他没有受伤,因为矿井很矮,他弯着腰,背部紧挨着煤块。
小煤窑里恶劣的防护环境,加上每天高强度的拍摄,让工作人员开始担心安全问题,不久后,演员王双宝也萌生退意,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你们在这里玩命干嘛。”最后,在李易祥等人的合力劝说下王双宝才同意把戏拍完。
李易祥至今记得当时的一个画面:一个老矿工,全身碳黑,一边用皲裂的手和着面一边拉家常,“我们的命不值钱,你们的命值钱啊。”
“你能感到在那个地方人如草芥,不值一提。他们随时有危险,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对生死看得特别淡然,但是像我们拥有很多牵挂的人却畏惧死亡。演完之后,我对一个生命突然有了敬畏之心。这也促使我后来一直保持素食的习惯。”李易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
《盲井》中饰演黄矿长的,是副导演鲍振江。他向记者回忆起当年选演员的往事时,不禁感叹:造化弄人。因为凭借饰演戏中角色元凤鸣而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的王宝强并不是最初人选。
鲍振江记得原著中对于元凤鸣这一角色的描述:毛茸茸的胡子、红扑扑的脸蛋儿、诚惶诚恐的眼睛。一番周折后,鲍振江在开封豫剧团找到一个14岁的小男孩,非常符合角色的描述。本来定好他出演元凤鸣,结果豫剧团死活不放人,只好作罢。
与此同时,李杨在北京也找了一些人,拍了试戏的录像,据说并没有合适的。在原来国家话剧院帽儿胡同的一个宾馆里,鲍振江随意翻看这些录像,录像中,17岁的王宝强整个脸占满画面,鲍振江随即给王宝强打了传呼。
3天后,王宝强来了,上身穿一件羽绒服,脚上一双崭新的白色旅游鞋,进屋后来回瞅着人,有点怕生。鲍振江告诉他说,只要把你这个状态保持到电影里就行了。随后,在鲍振江的极力举荐下,李杨从近百名演员中筛选了一圈儿,决定让王宝强出演。
王宝强没让大家失望。一场戏里,宋朝阳对王宝强扮演的元凤鸣说“你爸爸在外边挣钱,不要你了。”“你骗人!我爸要我!”王宝强戏中的真情流露至今让鲍振江印象深刻。
在李杨为王宝强的书做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拍摄《盲井》的时候,很多人离开,王宝强没有走,他坚持拍完了,为了真实我们冒着塌方和瓦斯爆炸的危险在300多米的矿井下拍摄了30多个小时。在冰天雪地里,王宝强发着高烧继续拍摄,他的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回报(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
前两年,鲍振江回开封碰到当年豫剧团的那个男孩,“完全是大腹便便、无所事事的男人。”在一次聊天中,鲍振江跟王宝强说,如果他来演,或许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王宝强说真是的,这就是命运。现在王宝强与李易祥见面时还是以戏里的“二叔”相称。
对于电影中的价值表达,不同于李安儒家的温和、内敛,李杨是一个剑客,锋芒毕露。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揭示直刺人心,给人以无所遁形的痛感。“愤怒出诗人”,李杨本性如此。
而他带着愤怒拍摄的《盲山》,再次被大众记起。
2015年7月,一篇在2013年发表的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引发热议,该报道中将其悲惨经历一笔带过。
郜艳敏1993年初中毕业后,来到河北省蠡县的一家毛线厂打工。1994年,郜艳敏在石家庄火车站排队买回河南的火车票时被两名以“找工作”为借口的女人拐走,之后几经转手,最终以2700元的价钱被卖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期间,郜艳敏饱受折磨。
郜艳敏的经历被拍成了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在人们强烈谴责电影掩盖郜艳敏被拐卖的事实的同时,《盲山》也重新被提及。

因《盲井》没有拿到拍摄许可证,被禁止从事电影行业3年之后的2007年,李杨的《盲山》再次运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了女大学生白雪梅被拐卖至某法盲山区,多年后被解救的故事。
当年,为了拍这部电影,李杨跑到四川做了大量调查。当地有朋友可以帮李杨多了解一些被拐妇女的案件。他调查了各种案件,把细节拼凑在一个故事里,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在《盲山》里,知识在村庄里一文不值,村民并不认为读书有用。戏中有一名叫李青山的小孩,因为父亲没钱交学费,就不让他读书了;一些读过书识得字的人也泯灭良知,乡村教师只把女主角当做泄欲工具,根本无心帮助,而送信的邮差也被村民收买了,令文字始终困在文盲的世界里;拥有学识的人一直被排挤于权力之外,当公安来营救时,遇上了蜂拥而至的村民,女主角夹在其中,正是最无权无势的一方。
片中,女主角的父亲要用钱疏通才让公安局得以出面救人;当女主角割腕自杀,送到小镇的医院时,医生也要让先交钱才同意救命;而所有外来的路人、官员都对女主角的被拐卖视若无睹。
李杨回想当年,越深入实地调查,收集故事的真实背景和素材,他就越激愤于所了解到的真实:我们会治罪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可是买人的人、那些帮凶,他们有罪吗?他对女的实行强奸,有罪吗?只要当事人觉得这种“恶”不会被惩罚,他的“恶”就会泛滥。如果这些没有解决,买方市场永远存在。
《盲山》上映后,有人说李杨是在刻意抹黑中国,李杨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虽然我在国外学电影,其实我是老派的典型的爱国主义者。我内心是希望电影给中国人看,只有给中国人看才有可能让大家去正视这些问题,进而产生好的影响。”

“像唐吉可德一样去战斗”
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最终票房超过8亿元,成为当年最为成功的商业电影之一。有媒体评论:整部电影情节生动、跌宕起伏、丝丝入扣、波澜壮阔,新增加的几个人物入情入理,为烘托主人翁增色不少。
很少人知道,李杨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剧中新增加的人物“栓子”“青莲”等出自于李杨之手,包括地道的“黑话”对白也是李杨所写。
在他看来,商业片是套路,写起来反而容易。举例来讲就是“艺术片可能是米其林三星,商业片就是家常菜。”好莱坞电影一定是团圆结局,给观众一个合家欢乐的结局。而独立艺术电影,是对抗好莱坞的套路化叙事的一种方式,代表着对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
为了《智取威虎山》,李杨准备了两个多月的采访、调查研究,用20多天时间写出了第一稿。“中国电影很多是从国外买一个电影剧本过来拍,然后中国电影节能得最佳剧本奖。这样的居然能得奖,这是鼓励你不要创新嘛。”李杨说。
不拍戏的这些年,李杨写剧本、做剧本策划。香港导演林岭东让李杨去给他写一个香港的剧本,李杨谢绝说香港人他不了解,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写不了。“包括你让我写上海人,我也写不了,不了解就夹生,写出来的东西难看。”中国人地域文化差异特别大。因为李杨妈妈是东北人,又在西安长大。所以东北人、中原人他可以写。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那是夜郎自大。”李杨认为文化是有边界的。他举例说像吴宇森、林岭东都去过好莱坞,后来还是都回来了。赵本山的小品那么火就过不了长江,长江以南的人都不笑。
李杨说,自己其实是个弱势群体,写的剧本有超过10个,古代、枪战等各种类型都有,投资方总觉得都没有卖点,都想奔着下一个“泰囧”去弄,剧本就这样一直放着。期间,与几家公司合作好几个剧本,等剧本写完发给对方后就没消息了,而后来李杨在别的电影中看到自己写的剧本段落被用上了。对于国内电影行业普遍存在的这种乱象,李杨无可奈何。
2014年写完剧本《盲道》,一家新公司想做文艺片,看完这个剧本,对方回复说这是儿童片。“我就心想坏菜了,秀才遇到兵了。”李杨告诉对方去看两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这个杀手不太冷》,看完再说是不是儿童片。
后来,像前两部电影一样,李杨自己筹钱拍电影《盲道》,2014年12月开拍,2015年1月拍完。为了省钱,演员出身的李杨自己担纲男主角,出演一个落魄的音乐家,随后又自己完成了后期剪辑。
《盲道》电影审查历时一年多。电影中有一个镜头的背景是央视“大裤衩”。电影审查员会问拍这个什么意思。李杨反驳说如果我把北京拍脏兮兮的,你们是不是又说我丑化首都了。
在李杨看来,电影的解读本来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卡梅隆拍《阿凡达》,据说很多人还看出强拆来了,卡梅隆导演也没想到中国有强拆这事儿,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审查机构得放轻松,拍个电影反不了天,我自己花钱拍个关注底层的电影在中国绝对是活雷锋了。我是真的希望这个国家好,但是我反对反人性的东西。基本常识没有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李杨说。他在德国求学多年,深谙德国电影,在他看来,德国电影大都离不开历史、政治、战争、创伤这类字眼。不遗忘历史、自我批判,这让李杨学会了另一种思考方式——“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看中国人,包括看中国的文学,大家都批判别人非常犀利,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在批判自己,从自己的心灵上找问题。”
对于现今国内电影的艺术质量,李杨认为普遍差太远,这固然有资本的原因,但跟演员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大牌明星都有文替、武替,这样还演什么呢?
知乎上有人评论,李杨是国内最被低估的导演:《盲山》和《盲井》都是农民题材的文艺电影,其他导演的同类型片子,都是十分沉闷的。然而在李杨的视角里、叙事节奏上,丝毫不觉得沉闷,相反,把艺术片拍出了商业味。
李杨的哥哥曾说他:“你拍这玩意 干啥?你学学张艺谋、学学冯小刚,拍点赚钱的。”消费主义时代,谁会花50元钱找难受呢,你可以有无数更轻松更愉快的选择,《色,戒》、周星驰、欧日美大片。
李杨用编剧《智取威虎山》的实力回应市场,自己有拍商业电影的能力。在去年7月份与香港欢喜传媒签约后,他也有拍摄商业片的计划。
李杨坦承,自己在电影圈比较边缘,反而跟文学、诗歌等艺术家交流颇多。很多时候,他体验不了80后、90后的具体痛苦,只能去尽力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是那个年代特定的,这也导致年长的导演们拍的片子不能让市场上年轻的观众感同身受。这是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
电影对李杨来说是流到血液里的,就像是精神鸦片,也像是喜欢一个姑娘就去大胆地追求,精神享受是最重要的。“哪怕在这个过程中遍体鳞伤,也要像唐吉可德那样去战斗。”

李杨创意10问
中国新导演的电影,有你喜欢的吗?
新导演的片子,没兴趣看。不会花80块钱看一个MTV。
迄今做出最大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去德国留学,然后做出回国发展的决定。
当年为什么要去德国留学?
当时女朋友去德国,事业与爱情的选择,我选择了爱情。
这个时代是好的时代吗?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美国也是一样,但不能横向比。剧本里边有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完美,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去作恶。
你对信仰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反对“人之初,性本善”,我信仰自己,不是说信仰一个神就叫有信仰。你看《盲道》里边男主角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戴佛珠就知道了。
为什么偏爱关注底层社会?
因为他们是中国能否良好发展的根基。
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山楂树之恋》当时我想拍,没拍成。
每天早起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想今天要做的事情。看看新闻。
每天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
想明天要做的事情,反思今天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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